從撿魚工到互聯網招聘師 90后小伙一年幫1萬名藍領找到工作
(資料圖片)
直播帶崗 藍領主播為求職工友搭橋
一排女工在生產線上埋頭工作時,一名留著寸頭、穿著深藍色工作服的男子笑容滿面地在車間里搖擺起舞姿,這是“互聯網招聘師”吉良元的短視頻中常見的一幕。
9年前,吉良元是一名藍領工人,有過迷茫,但他從未想過“躺平”。如今,他用直播招聘架起工人和工廠之間的“橋梁”。
一直以來,封閉的就業獲取渠道讓藍領群體成為勞動力市場上求職最困難的群體之一。但他們仍然希望能依靠自己的雙手擁有一份滿意的工作,“直播帶崗”正在為他們帶來更多的可能。
藍領工人成長為“車間里的舞者”
1992年,吉良元出生在江蘇鹽城。18歲那年,他輟學參加工作,“沒啥事情做,就和母親在家附近撈撈死魚,賣了賺點錢。”吉父不支持妻兒以撈死魚謀生,家人因此發生爭執,吉良元于是想出去走走看看。
2012年,吉良元從老家來到江蘇昆山,那里作為首個GDP突破5000億的縣級市,擁有眾多勞動密集型企業,每年能吸引上百萬人前來就業。
吉良元最終通過勞務中介進入一家工廠工作。可不到三個月,他就因工資發放不規范離職。這也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通過傳統招聘渠道招工的頑疾之一:前期信息不透明或存在虛假信息,或是務工者需求與企業用工需求間匹配度低,都會導致企業留不住工人。
2014年,吉良元再次來到昆山,這次他通過親戚介紹得到一份電鍍工的工作,合同期五年,他正式成為一名藍領。那時,吉良元每天的工作是把螺絲表面的銹跡洗掉,再給螺絲鍍上鋅等金屬。電鍍車間沒空調,要穿橡膠靴,戴圍裙、手套、口罩和護目鏡,夏天高溫難耐,汗水時常沁透衣衫,冬天又凍得讓人忍不住跺腳。雖然枯燥、重復,還帶有一定危險性,但農村出來的吉良元坦言:“真沒有覺得累。”
憑著一股韌勁兒,他很快當上班長,工資從4000元漲到6000元。
2017年,短視頻平臺流行開來,這給吉良元打開一扇新世界的大門,“看到有粉絲的主播直播能賺錢,我覺得自己也能試試。”一次,吉良元帶著同事在工廠里拍的跳舞視頻意外“火了”,得到30塊錢打賞,這讓他大受鼓勵,從此更加努力,“我記得很清楚,那是男廁所的第三個門,跳完出來,渾身都是汗。”
憑著創意和努力,吉良元逐漸積累到100多萬粉絲,平臺上的打賞越來越多。從一名藍領到網絡主播,吉良元所代表的藍領群體也在經歷著代際更換,90后新生代藍領群體“接棒”成長為藍領勞動力市場的主力軍。
藍領工人吉良元成為短視頻主播后,不只收入有所提升,還改善了與父親的關系。他在短視頻里呈現出的搞怪性格,讓家人收獲歡樂。
直播間里細心的互聯網招聘師
2021年前,吉良元給自己的定位還是一名“藍領娛樂主播”。在那年之后,他徹底轉換賽道,成為一名“互聯網招聘師”。
當年6月,偶然的一次機會,廠領導建議他利用自己的流量來幫廠里招工,想著如果成功,也是為企業增加一種招聘渠道,于是吉良元開始第一次直播招聘。
當時,有三家人力資源公司同時為工廠招人,但用工缺口還是不小。連續半個月,吉良元利用自己的視頻號說明詳細介紹崗位職責、待遇薪酬,還在直播中拍攝工廠的住宿環境、食堂、園區情況等,“半個月就招進來70多人,效果明顯。”他自己因此獲得豐厚的獎金。
之后的一個月,雖然沒有再直播,但仍有30余位求職者前來詢問,這讓吉良元開始琢磨,自己是不是可以全職做直播帶崗?
2021年12月,吉良元成立一家人力資源公司,開始專職從事直播招聘。他覺得,相對于傳統的招聘模式,直播帶崗更透明,信息更對稱,“企業有用工缺口找到我,對接后我會實地調研拍攝,然后再通過直播和短視頻的形式展示給求職者。大家還可以在直播間實時提問,我在線解答。”
吉良元的直播招聘追求“有一說一”,但每次講到工資待遇,他總會說得比實際低一點。吉良元告訴北青報記者,根據他的經驗,用工企業急需用人時,勞務公司迫于“限時招滿人”的壓力,常會虛報工資,所以少說點更穩妥。
“工人到崗發現與前期企業承諾的大相徑庭便會離開,行業稱這種情況為‘7天流失困境’。”所以吉良元除實地考察外,還會留意一些工友們關心的細微問題,比如廠區宿舍是否有夫妻房、上班是坐著還是站著……
吉良元認為,直播招聘能起到一定的“場外監督”的作用,如果工人有糾紛或有訴求,可以直接在直播間連麥,自己也能實時解決問題,“但凡事無絕對,也會有一些不良中介不清不楚地招人,片面化呈現工作環境,甚至拉黑一些敢于直言的粉絲。”
“我只想做到誠信,誠信第一!”吉良元在短視頻介紹頁這樣寫道。“除去三四個月的(招工)淡季,今年應該能幫一萬多人找到工作。”如今,吉良元在昆山已經有七八家固定的合作企業。忙的時候,他一天要做兩場招聘直播。他對今年的行情充滿信心,打算再招30名到50名業務員,培養3名到5名主播。
新生代藍領求職更注重自我需求
無需投遞簡歷、留下聯系方式即可報名的便捷式求職流程,降低求職的門檻,提高勞動力供需匹配效率,為更多藍領勞動者成功求職提供可能,真正實現工作“觸屏可及”。
從未離開過家鄉的楊福,因眼睛有先天殘缺,自童年起便遭受許多異樣的對待和嘲笑,他因此將自己封閉起來,變得越來越自卑。小學沒有畢業,他就選擇到鄰近的縣城工地打零工,下班以后他會去撿破爛,農忙時幫父母干活,但每個月卻只能得到八九百塊錢的收入。
2018年,楊福的父母接連病倒,生活的重擔一次性壓到他的身上,家里糟糕的經濟狀況讓沒正式工作過的楊福萌生外出打工的想法。在姐姐的幫助下,楊福與招聘主播取得聯系。面對廠里不同的目光,楊全福內心滿是焦慮,但在主播的鼓勵下,他勇敢邁出了第一步,最終成功入職了光伏廠。現在他一個月有6000多元工資,比過去一年的收入還要多。
北青報記者注意到,在吉良元的直播間里,藍領求職者很關心“工作會不會枯燥”“是不是坐著干活”等問題。其中,最多被問及的是自身安全問題。例如,當材料廠等進行招聘時,就會有“需不需要穿防塵服”等問題出現。年輕的藍領群體對這類問題更加敏感。
食宿環境是影響藍領群體是否繼續留下來工作的因素之一。當代的“廠弟廠妹”不單只追求高工資,他們變得更在乎自身的生活質量。還有很多年輕求職者,想要在工作的地方解決婚姻大事,與異性建立情感聯系,這其中以男性求職者居多。
有相當一部分求職者會在意工頭的態度,他們更希望在自身吃苦耐勞工作的同時能獲得企業和上級主管的尊重與認可。
此外,藍領群體希望通過自身技能謀求一份體面工作,希望能夠獲得職業發展,如職位晉升、技能提升等。在直播間和短視頻留言中,有不少求職者關心企業“有沒有技術培訓”。有一定學歷和技能的求職者更希望能夠獲得職級晉升的機會,會提出“專科成為正式工后會不會成為管理層”“正式工可以去管理崗位嗎”等問題。
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主任、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教授張成剛告訴北青報記者,新生代藍領相比第一代,他們依然很努力,沒有多少“躺平”的,只不過更注重生活和工作的平衡,“時代給了他們更多選擇的機會”。(北京青年報 文/記者 朱健勇 實習生 田璐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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